1774年9月初，北美各个殖民地代表在费城举行了第一届大陆会议，会上，著名演说家帕特里克·享利第一次喊出了“我们都是美国人”的口号。
　　面对殖民地民众的武装反抗，英王乔治三世（1760~1820年在位）态度强硬。他召集群臣，声言“镇压反叛者，没有别的选择”。
　　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留恋还是决裂？

　　1773年12月波士顿倾茶案发生时，殖民地官方的反应是矛盾的。传奇政治家和发明家本杰明·富兰克林，那会儿是北美殖民地之一宾夕法尼亚州驻伦敦的代表，他一度声称倾茶事件是暴力非法行为，波士顿当局应当对货物被损的船主予以赔偿。而以商人为主的不少北美民众，也对这种“过激”行为不以为然。
　　对此，波士顿倾茶案领头人塞缪尔·亚当斯批评说：“富兰克林也许是位优秀的哲学家，但他却是一位无能的政治家。”
　　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两份决议，一份是由托马斯·杰弗逊（后为美国第三任总统）和约翰·迪金森（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温和派大陆会议代表）联合起草的《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的公告》，宣布对英备战；另一份还是由约翰·迪金森起草，名为《橄榄枝请愿书》，仍然再次请求英王的谅解，表达了对乔治三世的效忠。
　　在大陆会议上明确主张独立的人，直到此时仍寥寥无几，据估计只有不过五人。而包括乔治·华盛顿在内的多数代表，一方面想维护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一方面又留恋宗主国，仍然希望这场冲突能够和解。
　　在1775~1776年战争处于“群众起义”阶段时，揭竿而起的北美民众并非都是为争取独立，只是希望在大英帝国中享有与英国本土居民一样的权利。
　　然而，当母国以强硬态度试图镇压殖民地民众的抗议、并继续通过一些法令削弱殖民地的自治时，殖民地民众激烈反弹，政治意识上也逐渐出现了逆转。
　　一个日益成熟的殖民地社会，与急于强调其宗主权力的母国之间，冲突日益难以调和，它导致了从1765年北美殖民地对英国议会统治权的抗议，到1775年殖民地民众直接武装反叛的急剧演变。

拒绝骑墙派

　　1775年6月17日，乔治·华盛顿应大陆会议之请，披上了大陆军总司令的战袍，在波士顿城外打响邦克山战役，殖民地汇成一个整体，走上了有组织武装对抗英国的道路。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身处漩涡中者要重新选边站队，必然经历人性的挣扎和人心的煎熬。战事升级后，大陆会议提出：殖民地各州所有体格健壮的男性公民，均须应征为民兵。这使北美移民在政治态度上没有了模糊空间，或者为北美而战，或者加入亲英阵营，不可能做骑墙的中间派。
　　生逢乱世，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屡屡经历的心灵之痛，也在当时的北美上演，亲人、朋友之间疏远、对立，乃至反目成仇，是一件平常事。
　　比如，富兰克林的私生子威廉是新泽西州的英国皇家总督，他在独立战争爆发后站在了大英帝国一边，这迫使其父不得不从遗嘱中删去了他的名字。费尔法克斯爵士本是华盛顿的朋友，他不愿与母国一刀两断，，选择去了英国，自此与华盛顿再无来往。一位名叫约翰·史蒂文森的亲英分子，因为拒绝在一份支持叛乱的宣言上签名，被他的邻人用绳子勒在脖子上拖着穿过了美国东海岸最长的河流萨斯奎哈纳河。弗吉尼亚一位种植园主查尔斯·林奇自行组建治安维持法庭，对亲英分子施以鞭罚私刑。
　　至于各殖民地民间动用私刑，处死亲英分子并没收其家产的情况，更是时有发生。
　　自由是宝贵的，但它是争来的，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心灵和肉体的创痛与毁灭，往往难以避免。